Center of the "world History"?

• Fact1: Will U.S. soon have a “black” president? How soon?

What “propaganda” in the 2008 campaign deserves most attention?

• Fact2: Will China become the center of “world”? How soon?

What recent trend (21th centry) deserves most attention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ying Case: 「商幫」在經濟史之定位與存疑

• 「商幫」為中國歷史中之特殊產物，橫亙明清兩代、民初幾近五百餘年。不僅對中國近代商業發展曾有過強勁的擴散作用，對當代工商經營亦有極深遠之影響。尤其在海路大通，貿易興旺後，商幫(如潮汕幫)之足跡深入南洋；明嘉靖年間，徽商就已經開始了海上貿易，遠達日本、東南亞甚達於歐非，突破海禁，先行海外貿易；近代全球化的潮流下，新商幫(如溫州幫)也不遑多讓更遍及全世界。

• (例一) 徽商--雖然，徽商足跡遍佈九州四海，固不乏厚實殷商。但其實多以小本經營起家，待蓄積充實然後跨入鹽、茶、木材等原始素材行業，講究的是因時制宜，善用利差 (典當業亦屬於此類)。從講究蠅頭小利，終至富商巨賈。與活躍於中世紀之威尼斯商人相比，似乎也有類似情況。後者充分利用其地理優勢，以專營專賣食鹽和軍需品起家，並搭十字軍東征之便車，大力擴展，從而壟斷西歐、阿拉伯、拜占庭帝國的貿易往來。反觀陝幫進入清朝後期，陝幫內外交困，迅速瓦解，其也是明清以來商幫中最先瓦解的商幫。原因是封建商幫保守性與戰亂，使數百年的資本積累消耗殆盡…。但，何以有些商幫能趨吉避凶？

• (例二) 溫州幫--雖然，溫州只是個中國浙江第二級的城市，但溫州幫最大本事的就是「炒」，由炒房地產、炒礦、炒股、炒冬蟲夏草到炒杜拜。溫州商人與有史以來第一次泡沫危機--炒鬱金香的荷蘭商人，應該是遠親；具溫州幫背景的中州國際控股集團﹐日前砸下二八○○萬美元買下杜拜知名的“世界島”中的上海島﹐成為第一個在杜拜大規模投資房地產的中國企業，溫州商也在杜拜收購電視臺。商幫頻繁出現杜拜，又不知為啥了？

• (例三)台灣經濟發展自不例外，早在經濟起飛期即有所謂之台南幫、上海幫(以地緣)，台大電機幫、交大幫(學緣)，力霸幫、新光幫(血緣)等。

1. 台商縱橫兩岸、放眼全球，是歷史機緣？還是偶然？「商幫」文化依舊在？與長於貿易之荷蘭「海洋」文化有無相通之處？

2. 從歷史角度如何看待商幫之泛網絡關係？如何定位？試比較「晉商」與「陜商」的成與敗或比較「津商」與「京商」經驗遺產。或任一(荷蘭、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商業文化

3. 注意--史料如何蒐集？求證？

REF:中國商幫史海縱橫及創富秘訣 2007/ 09/ 26 來源： 中國發展門戶網www.chinagate.com.cn

謝國興 (1999)《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遠流出版

陜商 http://cn.chinagate.com.cn/aboutchina/China_help/node_7032311.htm

范金民(2005)《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市鎮經濟》收錄於江南社會經濟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 p.1065

如何研究經濟史(錢穆)

對“如何研究經濟史(錢穆)”講演的一些看法

錢大師以為--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主要觀點之一，即認為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地位極為有限。倘經濟水準超出此必須，對人生屬於不必需。因此，當中國大體上物資供應可以自給自足時，就制節謹度，轉向追求“天下太平”了。頗有理想大同世界的復古味道，各取所需，平等同樂! 並由此推論資本累積似非中國傳統所欲求。

但所謂之必須經濟水準，常因人而異;要制節謹度，更是視個人之修養及人生追求境界而決定。以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若多元異化是其本質，則各取所值比較貼近事實。如果按錢大師的說法，那麼，歷史上的“太平”盛世應多屬於質樸清貧保守的社會。而繁榮富裕背後隱含的競爭活力，秩序與開放，似乎是另一個必須水準(均衡) 。

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 如何在必然與偶然中取得平衡？

Mahoney:路徑依賴歷史研究的目的，並非追求通則，而是針對特殊的、悖違背理論預測的歷史事實進行因果回溯。路徑依賴有三特性：一、因果序列環環相扣，先行影響後來；二、序列的起始具關鍵性影響力，雖受先行條件影響，但仍可能是偶發的，而無法預期；三、一旦事件發生，接續發展有其慣性，在一定的路徑內進行。

• Ref: 轉載精簡改編自yvonne@journey

• 經常有的對話----“滿意現狀嗎？” “不滿意，但沒選擇餘地。”

• 為什麼不滿意，卻不嘗試改變？ 原因：

一、已經習於某狀態或環境，並且產生依賴性。

二、轉換成本太高，重新抉擇，會喪失許多既得利益。

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的“慣性”，一旦選擇進入某一路徑，可能就對此路徑產生依賴。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自我強化，起回饋作用，通過慣性，進入良性迴圈；反之，可能會被套牢在低層次迴圈。

美國鐵路軌距是4英尺8.5英寸，這標準究竟是從何而來？原來，這是英國的鐵路標準，而美國的鐵路原先是由英國人所建。為什麼英國人用這標準呢？原來英國鐵路是由建電車的人所設計，而這正是電車的標準。電車的標準又從哪里來？原來造電車以前是造馬車的，故沿用馬車的輪寬標準。那麼馬車為什麼要用這輪距標準呢？因為如果那時馬車用任何其他輪距的話，車輪很快會在英國路轍上撞壞。

為什麼？因為路上轍跡的寬度是4英尺8.5英寸。這些轍跡又是從何而來？答案是古羅馬人所定的，因在歐洲，包括英國的長路都是由羅馬人為其軍隊所鋪，4英尺8.5英寸正是羅馬戰車的寬度。如果用不同的輪寬上行車，輪子的壽命都不會長。那麼，羅馬人為什麼以4英尺8.5英寸為戰車的輪距寬度呢？原因---這是戰車的兩匹馬屁股的寬度。

等一下，故事還沒完！在電視上看到美國太空梭立在發射臺上的雄姿時，留意看看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是由設在猶他州的一家工廠所提供。工程師原希望把推進器造得胖一點，容量就可以大一些，但是不可以，為什麼？因為推進器是要用火車從工廠運送到發射點，路上要通過隧道，而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寬點，然而別忘記火車軌道的寬度是由馬的屁股的寬度所決定的。

居然--今天最先進的運輸系統的設計，是兩千年前便由兩匹馬屁寬度決定了。這就是路徑依賴，有幾許荒謬，但卻可能是事實。歷史很多是機緣問題，最初的選擇也往往充滿了偶然性。不是嗎？

•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 29(4), 507-548.

導讀《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導讀、轉載及精簡編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時報)
．劉瑞華（清華經研所副教授）

一

諾斯（Douglass C. North）自1960年代「新經濟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之初，就在經濟史學界享有盛名。他與羅伯．傅戈（Robert Fogel）因「透過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於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而更新了經濟史的研究」，而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早期在新經濟史創立時期的開拓，以至後來在「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m）的建設，一直是當代經濟史學界備受注目的焦點。

諾斯的研究一直環繞在西方歷史的長期經濟發展。為結合理論，諾斯深入地展開了以制度分析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本書原出版於1981年，可說是目前諾斯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本書是諾斯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 as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91，與[Lance Davis]合著）與《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與 [Roben Thomas]合著）之集大成。另一方面，本書也進一步朝建立制度理論的方向努力的轉捩點，開啟了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表現》（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中所探討眾多有關制度與制度變遷的議題。

《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指出美國經濟成長的主因是在於制度創新的能力。在既有制度下未能充分利用獲利機會時，制度就面臨改變的壓力與機會。成功的安排財產權以降低交易成本乃是提高效率促進成長的關鍵。《西方世界的興起》更將這個架構應用到十至18世紀歐洲的歷史。英、法、荷蘭與西班牙各自擁有不同的資源，在封建制衰落後經濟成長的先後與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有效率的組織造成有利於成長的制度才是長期經濟成長的根源。而且，法國與西班牙的失敗顯示出，有效率的制度和財產權並不容易獲得。尤其是政府的力量是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重要條件，可是一旦不受節制，又往往成為破壞財產權的主因。

這兩本著作雖受到經濟史學界普遍的重視但仍然有些限制。除了對史料詮釋細節問題之外，這兩本著作中對制度變動的來源仍訴諸於技術與人口的變動，而制度的範圍也仍以財產權的契約關係為主。雖然這樣的架構在歷史研究上已貢獻良多，但對於解釋歷史過程中促成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還有些不足。挑戰這個問題也就是本書中關鍵重點。

二

諾斯在本書中展現了建構歷史理論的宏圖。諾斯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長時間之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表現。為使解釋完整一致，必須援引適當的理論為基礎。他明白地指出，要分析歷史的一般架構應該具備多種理論，互相配合，包括人口理論與知識成長理論及制度理論。諾斯並不認為本書裡的架構是已歷史理論，他所提出的乃是一個以制度理論為中心的分析架構。即使如此，諾斯在本書中的建樹已經帶給當代經濟史學界極有價值的貢獻。

首先，針對歷史變遷極為重要的制度變動，諾斯簡明扼要地批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個人主義的行為假設無法完全解釋推動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另外，馬克思理論中階級行動的分析也並未適當地處理行為假設。於是有別於這兩大主流，諾斯所採用的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組織行為假設。這個根本上的突破使得諾斯超越了長期 困擾經濟史學家的障礙，而能建立其制度理論，進行歷史結構與變遷的分析。

諾斯在本書的制度理論架構中，除了前作中已有的財產權之外，特別強調的是政府理論、經濟組織、意識形態。政府是有關制度變動的最重要的組織。書中直接處理歷史上政府所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它的存在對於經濟成長極為必要，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為造成經濟衰敗的來源。因為政府通常擔負著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任務，所以分析政府行為及其所受到的限制乃是瞭解財產權形成與演變的重要步驟。如此結合政治因素的作法，也給經濟史研究帶來更寬廣的空間。

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來看，組織是與市場相對立的。由於利用市場完成交易必須花費成本，經濟組織的存在與演變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組織與市場雖同為結合經濟活動的方式，但面對了不同的成本。而且，經濟組織與市場的各種搭配構成了各種制度結構的基礎。隨歷史的運行，制度結構的穩定與變遷反映出結合經濟 活動的形式與變化。更可藉由分析經濟活動的效率來解釋歷史過程中經濟結構的成就表現。

無論政治組織或經濟組識的形成與演變都無法完全以純粹之經濟理性行為來解釋。尤其是那些造成制度改變的集體行動往往涉及嚴重的「白搭便車」（free- rider）（個人認為也可譯為「弗慮賴得」）問題，更加需要考慮意識形態的作用。而白搭便車問題的考慮也使意識形態不能完全歸諸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階級意識。諾斯在制度理論中結合意識形態來分析集體行動，不僅要彌補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個人理性的不足，也是為了要澄清馬克思理論裡階級意識觀念的誤導。

這樣的架構雖然並非諾斯心中理想的歷史理論，但是已經為朝向建立這一種理論奠定了基礎。而且，諾斯在本書中利用了他的架構清楚地重新詮釋人類自新石器文明以來經濟結構與變遷的概觀紀錄。

三

書中提出，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歷經了兩次重大的經濟革命。在兩次經濟革命之後各形成一種發展方式不同的結構與調整。第一次經濟革命始於新石器時代。造成革命的關鍵並非技術或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是人類社會出現了財產權。由於人口增加，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式逐漸造成資源的耗費。於是，有武力為基礎的權勢興起，建立共有制或私有制的財產權、發展農業並且形成國家組織。這種組織因為提高生產效率而改變其競爭力，從而導致上古時代各種文明的戰爭與興衰。

財產權一旦建立，人類能夠有效率地利用資源與技術。隨著各種資源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組織必須改變。第一次經濟革命後，組織制度的變化出現了如羅馬帝國這樣的龐大單位，在羅馬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也隨著形成封建制度，這些都是在財產權與政治經濟組織上發生的調整。這樣的經濟結構依然受制於經濟的報酬遞減律，人口與資源之間仍有一定的衝突，經濟成長隨著人口的增加終究會遭遇限制。技術的變動，不論是生產上或軍事上，則帶來經濟變化的衝擊，也導致組織調整下成敗不同的結果。

書裡的另一重要論點是對工業革命的新詮釋。諾斯認為，真正的革命是技術與知識的結合以及組織的改變所造成的不斷創新的轉變。這也就是他所稱的第二次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只是其前兆，所呈現的只是18世紀間一組密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背景在於16世紀之後因市場擴大帶來專業化的利益，以致經濟組織必須為控制交易成本而調整。當組織與制度的調整逐漸將擴大規模的利益轉變為創新的誘因時，新產品、新技術與新生產方式皆應運而生。因此，在諾斯的詮釋之下，第二次經濟革命後的結構是透過組織的調整而結合知識與技術，進而創造連續的技術創新。在技術變動的壓力與衝擊之下，經濟變動必然帶來了財產權的紛爭、所得分配的差異加大，以及公共事務的問題。這些經濟變動的後果於是反映到政府公共政策上的變化，甚至於國際合作的制度變動。許多今日發生在工業化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活動都有脈絡可尋，因正如諾斯所言，人類社會現今仍正處於第二次經濟革命中。

諾斯的著作一向言簡意賅，不論是在理論闡述或是史料詮釋上都需要讀者深思廣聞。建構一套歷史理論絕非易事，諾斯提醒我們除了制度理論之外，還要有人口變遷理論與知識成長理論。即使是制度理論，諾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中仍深入制度的本質與制度變遷的特性，力求加強增進。至於諾斯對於長期經濟結構與變遷的看法，則在本書中已完整呈現。

導讀: 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導讀

Paul A. David Stanford University .

路徑依賴理論在1990年代開始盛行，與傳統之新古典理論架構完全背道而馳；相當程度顛覆了既有之思路。也成為當代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分支。此理論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 (切適性)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of path dependence, its pertin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economic history proceeds from intuitive general ideas about history and historicity in narratives.

• (動態過程)It provides precise definitions of what is meant by describing a dynamical process as being “historical.” Deterministic and stochastic formalizations of such dynamical systems are distinguished.

• (非遍歷性與差異性)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tochastic path-dependent processes as “nonergodic” is explained in non-mathematical language by reference to concepts in probability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representations of such processes in formal models is surveyed (including the Polya urn-process, certain kinds of Markov chain models, branching processes, and reversible spin systems) to show that while all display path dependence in other respects their proper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 (產生條件)The diverse set of structural, micro-level conditions that can give rise to path-dependence is examined, and a further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the property of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xistence of so-called ‘QWERTY-effects’ -- characterized by decentralized competitive market failures and consequent “lock-in” to Pareto-inefficient equilibria.

• (引導政策/制度分析)Concluding sections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non-ergodic dynamics for the methods of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nature of the guidance that can be obtained in regard to public policy affecting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 Ref: Paul David (2007)”Path Dependence –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Cliometrica, v.1, no.2, pp 91-114.

• 應用範例:

台灣茶葉產業的演進過程與發展困境/

邱念渠 清華工管系碩士論文
http://hdl.handle.net/123456789/6098

• 台灣開始產製茶葉以來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並歷經了多次的時代變遷，一直不變的是茶葉為台灣重要的經濟資源的角色定位。台灣茶業自開始發展以來即以外銷為主要市場，受到國際茶葉市場的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台灣茶開始轉為以內銷為主的形態，產業結構產生鉅變，使得個體戶躍為國內茶葉生產主流。

• 政府茶業政策的目標是在改善農民經濟收益以及提高茶葉內銷的附加價值，因此捨棄了工業化的茶業發展方向，在產業分工體系解構的同時，也失去了出口導向的產業形態。富裕的台灣社會相當程度的支撐了茶葉的國內銷售，然而，大量的廉價茶進口重重地打擊國內低價茶的生產。

• 在研究台茶產業之初，發現其關鍵因素是既存的產業制度，也可以說是現有制度使茶業不得不遭遇某些問題，進一步深究發現既存的產業體制的形成又與產業制度的沿革有關，許多問題的解答都深藏在歷史事件之中，茶業發展的歷程明顯的露出「路逕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刻痕，因此欲解釋台茶面臨的問題的最好是從歷史中探尋根源。

• 台灣的茶業生態是如此的複雜而微妙，故本研究嘗試以「歷史制度論」的方式探索台灣茶業，希望從產業制度變遷的歷史軌跡與國際經貿環境的變化的脈絡中探尋答案，旨在推論出目前茶業體制的成因，並進一步的探討國內茶業目前所處的環境，市場條件變化對茶葉產業所可能造成的衝擊，以及影響茶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年鑒學派 (Annales School)

• They pioneered an approach to a study of long-term historical structures over events.

• Geography, material culture, and what later Annalistes called mentalités, or the psychology of the epoch, are also characteristic areas of study.

• The history they taught "relegated the sensational to the sidelines and was reluctant to give a simple accounting of events, but strived on the contrary to pos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neglecting surface disturbances, to observe the long and medium-term evolution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所謂年鑒學派，是法國自1929年以來主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的歷史學家，主張新觀念和新方法引入歷史研究領域，從而深刻影響整個現代西方史學的發展。

• 反對舊史學傳統--只描寫孤立事件、人物、年表。

• 提倡打破歷史研究專門化所造成的狹隘，同其他學科合作，運用歷史學、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解釋歷史。

• 堅持史學研究必須依靠理論的指引。認為理論指引是科學的前提。

• 年鑒學派的研究特點：

1. 總體，把研究的觸角伸入歷史的每一細節；

2. 跨學科綜合研究，泛用史學方法以外的社會學、心理學、計量和比較方法，並開拓史料的來源；

3. 重視經濟史、社會史和心理史；

4. 強調歷史學與現實的聯繫；

5. 用問題史學替代傳統的敍述史學，史學家以現實提問進行研究。在語言表達形式上，也由描述轉向解釋和分析。

• 案例:布勞岱《腓力浦二世時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

1. 第一部分描寫該地區10個國家的地理環境，包括山脈、平原、海岸、島嶼、氣候、城市、交通等，力圖說明地理與歷史、空間與時間的辯證關係；
2.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該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包括人口、勞動力、貨幣流通、物價、商業、財政。交通、宗教等；
3. 第三部分涉及該地區的政治、軍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兩大帝國爭霸地中海的過程。

• 顯然與傳統史學不同，力圖將16世紀西班牙國王腓力浦二世在位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作為一個密切相聯的整體加以考察:社會、文化和經濟則隨著歷史長流緩緩移動，而傳統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衝突似乎對局部歷史並不發生根本影響。這種寫作方式，深刻反映其歷史觀，即長期理論。

• Reading: 布勞岱 (1993) 資本主義的動力 牛津大學出版